3d和值0到27点遗漏

电影《梅兰芳》曾引起报刊很多关于梅兰芳先生的议论,其中《南方周末》有专访导演陈凯歌的文章《陈凯歌:没人可以演独角戏》。其中一个小标题是凡人梅兰芳。确实,伟大的艺术...


  电影《梅兰芳》曾引起报刊很多关于梅兰芳先生的议论,其中《南方周末》有专访导演陈凯歌的文章《陈凯歌:没人可以演独角戏》。其中一个小标题是“凡人梅兰芳”。确实,伟大的艺术家也是我们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我们在仰视他们艺术的同时,用平视的眼光来看看他们的人生,理解之,分析之,思考之,不避讳,不粉饰。这种严肃面对历史的态度,不因对艺术家艺术的仰视而改变的态度,并不是我们总具备与坚持的。有人说梅兰芳先生如水,他是上善若水的水,依形就势的水,包容污秽的水……

  1919年,中国作为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正当要求被无理拒绝,引起国人的极大愤慨。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使馆为梅兰芳一行四十多人特发护照东渡演出。日本报纸大作宣扬。5月1日第一次献艺,梅此次访日皆不是专场,而是夹在日本歌舞伎乐间出演。5月6日前都在第四出演出,5月7日移到第二出。

  国内5月4日学生民众在前集会、游行,定5月7日为国耻日,举行全国示威游行。早在5月7日之前数日,中国留日学生就向梅兰芳剧园写了信,劝他停演归国,然剧团以履行营业演出合同为由而磋商未果,仍演下去。李伶伶《梅兰芳全传》第二百二十四页说,该日日方“只同意拆除剧场悬挂写有‘日支亲善’字样的牌子”。

  时随梅东渡的梅氏笛师马宝铭先生以日记形式记录的《梅兰芳首次东渡纪实》指出:留学生的劝停演未果,仍演《御碑亭》满员,以及“台湾实业家辜显荣君赠以银制之大瓶”〔1〕别忘了时台湾已割给日本了,文中并未言及取下“日支亲善”之牌事。齐如山在《齐如山回忆录》中也并没提及此牌和相关“五四”事,倒是提起另一件相应之事:

  我们到东京后,中国代办公使柯先生,举行了一个规模很大的酒会,不但各国大使都到,而日本整个的内阁,连总理都到了,酒后演了一出小戏,大家欢迎的情绪,都非常之热烈,各位赞美的言词,亦各有不同。柯代办及使馆人员,都大为高兴,都以为得未曾有。柯先生对我说:“一个代办公使请客,最高的官员,外交次长可以到一到,总长就很难到的,此次内阁总理都惠然肯来,可以说是史无前例,这都是梅兰芳的面子。”我说:“也可以说是中国戏的力量。”柯先生对此语未加注意,总之是无论是因为哪一种关系,但给我们国家的面子的确极大。〔2〕

  此段话不知是齐先生揣着明白装糊涂呢,还是写回忆录时,年老日久不记当年其他世事?只记得有面子的风光自得,全然不知“国耻”,受人利用。只记得“这个酒会,当然花了几千块钱,报到外交部,不准报销,说为一个唱戏的人请客,史无前例。至于为国家争了多大的光荣,他们脑子里头没有……”〔3〕其时卖国贼驻日公使章宗祥,5月4日被学生抓获,并被痛打了一顿,学生放火烧了章宅。另6月10日章和曹汝霖、陆宗舆被罢免的大事,齐先生稍有点见识,也不至于不理解为何不报销。

  外国的政要、艺界这么看得重中国戏和梅兰芳,齐先生说“坚强了我的信心,以为国剧一定可以到欧美去演”。1930年梅兰芳从美国得了荣誉博士回来后,齐如山与他交谈的一些话很有意思。梅兰芳研究的大家徐城北先生在其《梅兰芳与中国文化》〔4〕第九十九至一百页中大段引用《齐如山回忆录》第一百五十至一百五十一页原文〔5〕,却用省略号略去了齐的一些原话:

  “……再者讲赚钱,那非出国不可,全靠国内赚的钱,只为一家享受,自然足够,但不能以之办什么大事。再者您自己血汗,掐那么几个钱来,也不能都作了发扬戏剧的事情,出国虽有挣钱的希望,但只有美国,往欧洲去只有赔钱,往美洲去的这条道路,已经被你上海一帮朋友堵死,此次把机会全失,以后也再没有希望。……倘此次由美国剩几文钱回来,还可办许多事情,其中当然您有工作,此次落了这样一个结果,当然就无事可作了,因为要想出国,自然是非您不可,以后没有再出去的希望,则您当然也就没什么工作了。”

  然梅兰芳并未如齐如山所讲,1935年他又接受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等部门邀请,进行了更辉煌的苏联之行。1981年8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黄佐临先生原为英文稿的《梅兰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戏剧观比较》一文〔6〕。黄先生文中并未讲到他们三人确立了世界戏剧三大体系,而今之传记作者和好事的一些学院派人漠视中国戏剧传统在梅身上的凝结作用;漠视梅的师承的改革探索路子;漠视编、导、演关系如齐如山、张彭春等对于梅的艺术的作用,漠视众多行当流派的众多明星……自然,我们不能否认梅兰芳先生是中国戏剧表演艺术的高峰,但我们也不能因为艺术家的一些国际社会演出活动的声势就“万千宠爱于一身”。再说梅先生这苏联之行也有被别国利用处。

  1933年5月,苏联向日本建议出售它控制的中东铁路,并于6月同伪“满洲国”进行谈判。苏联索价二点五亿卢布,伪“满洲国”给价五千万日元当时一卢布合一点零四日元。1935年3月达成关于售受中东铁路的协议,售价为一点四亿日元。中国政府为此多次提出抗议。斯大林政府为冲淡中国人民的反苏情绪,1934年12月28日派苏联驻华大使馆特派汉文参赞鄂山荫向梅兰芳递交了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理会长库里斯科的正式邀请函。1935年3月12日梅兰芳等抵达莫斯科。

  许多梅兰芳的传记都谈到梅兰芳本人是从上海坐船到海参崴再西行的,把这说成是梅曾明确表示:绝不经过日本侵略者侵占下的中国土地去苏联。而齐如山《我所认识的梅兰芳》一文这样叙述,“结果规定了所有配角等二十余人由北平乘火车,经东三省赴苏俄,兰芳则一人由上海乘苏俄轮船,直赴海参崴前往。这些情形,日本人当然尽知,然苏俄船在日本靠岸时,日本人对梅还开了一次欢迎会,这当然是日本人的手段,故意表示友好,然此却可见梅之气节。”〔7〕

  梅此行如果经东三省往苏,而被伪“满洲国”或日本人留演戏,国人必骂他为汉奸。在后来沦陷的香港、上海“留须明志”的时候,梅未接演日、伪的演出亦是深知此理的。梅先生到底是中国人。“梅对我说,由北平往苏俄,势必经过‘满洲国’,倘被他们强留住,演几天戏,是无法抵抗的。其实平平常常,演几天戏也算不了什么,但他们的名义,一定是庆贺‘满洲国’,而日本人必借此大事宣传,这于我实在合不来。”〔8〕

  梅先生早年进过紫禁城和天津溥仪宅给溥仪唱过戏的,与废天子自有寒暄交谊的。加之祖父又是受清室恩顾,常进宫演戏,他这才在往海参崴途中下船参加欢迎会的吧。再说他与日本人也熟,又有苏联保着,纵欢迎会全为日本人也自是放心的。

  梅兰芳访美归来,人未至京,抵天津得伯母逝世噩耗,由此引出一段“戴孝风波”。梅兰芳兼祧两房(两房合一子),大伯梅雨田无子,梅兰芳四岁丧父,十五岁丧母,由伯父教养,伯母对梅亦钟怜备至,所以梅对伯母亦当作生母待。

  而梅这“兼祧两房”成就了他“三妻并世”的状况。梅兰芳元配王明华在梅十七岁时嫁给他,与他生有一双儿女,后绝育又不幸两个孩子都夭折。梅家后来请梅兰芳的老师吴菱仙向同在吴门下学艺、小梅十一岁的福芝芳的家人去说媒。福家不愿让女儿作姨太太。梅家以梅兰芳兼祧两房相告,答应将福芝芳以另一房太太相待。福家才首肯,梅再娶,时年福芝芳十六岁。

  1925年8月梅兰芳在演堂会时结识名伶孟小冬,两人合演的《游龙戏凤》,引得一批梅党成员,人人起哄,拍手叫好。梅、孟相慕。1927年经梅党成员撮合,冯耿光(幼伟)证婚,梅、孟于农历正月二十四日结为伉俪,洞房设在北平东四九条冯耿光公馆,对外保密,金屋藏娇。4月,“金屋”秘密搬迁至东城内务部街巷内。

  向孟小冬家提媒的是齐如山和李释戡。孟家也以梅有两房夫人,不愿女儿作偏房相对。齐、李言王明华病体沉重在天津疗养,家里实只一房。婚后另屋分居且又以梅兰芳“兼祧两房”并非偏房获得了孟家的同意。婚前三个月,梅兰芳又带孟小冬去天津见了王明华夫人,然二夫人福芝芳不承认孟小冬。

  梅的伯母逝,在无量大人胡同梅宅治丧。作了梅的妻子却一次没有踏进这个家的门的孟小冬来为婆婆奔丧吊孝,却被福芝芳阻拦。梅兰芳劝解俩人不成,甚窘,请了孟的舅父劝回了孟小冬才作罢。第二年(1931年)七月孟正式提出与梅分手,脱离家庭关系。回到娘家,绝食,欲寻短见,经劝解才止。孟氏晚年曾对挚友透露过她在北平生有一女,不过生下不久,因有气,不喜欢,便送人了,后女儿长大成人,曾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提出赴港探母,但因故未能成行。《梨园冬皇孟小冬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三百二十五页有“孟小冬身孕倩影”相片。

  1927年9月14日发生的东四九条冯宅惨案对梅、孟的婚姻关系也有很大的影响。捧角的大学生李志刚暗恋孟小冬,闻听孟已密嫁梅兰芳,图谋劫杀梅兰芳,张汉举(夜壶张三)代梅遭枪杀,李亦被击毙枭首示众三日。梅兰芳成为小报议论的中心,形成了对他不利的影响,梅由此就生了要与孟逐渐淡化之心。

  梅、孟的结合与仳离,是是非非很多,但梅对孟的有失责任是不能回避的。我们不说“始乱终弃”,也理解旧时代三妻四妾的状况,可当大孟十四岁,且有两房妻室,子女多名的梅兰芳决定娶孟小冬时(有许多人不承认他们是“明媒正娶”,纵如此,“金屋藏娇”是有的吧),他是没有明确对孟的一生的责任。

  启者:冬自幼习艺,谨守家规,虽未读书,略闻礼教。荡检之行,素所不齿。迩来蜚语流传,诽谤横生,甚至有为冬所不堪忍受者。兹为社会明了真相起见,爰将冬之身世,略陈梗概,惟海内贤达鉴之。

  窃冬甫届八龄,先严即抱重病,迫于环境,始学皮黄。粗窥皮毛,便出台演唱,藉维生计,历走津沪汉粤、菲律宾各埠。忽忽十年,正事修养。旋经人介绍,与梅兰芳结婚。冬当时年岁幼稚,世故不熟,一切皆听介绍人主持。名定兼祧,尽人皆知。乃兰芳含糊其事,于祧母去世之日,不能实践前言,致名分顿失保障。虽经友人劝导,本人辩论,兰芳概置不理,足见毫无情义可言。

  冬自叹身世苦恼,复遭打击,遂毅然与兰芳脱离家庭关系。是我负人﹖抑人负我﹖世间自有公论,不待冬之赘言。

  抑冬更有重要声明者:数年前,九条胡同有李某,威迫兰芳,致生剧变。有人以为冬与李某颇有关系,当日举动,疑系因冬而发。并有好事者,未经访察,遽编说部,含沙射影(引者按,时传李某乃孟小冬的未婚夫),希图敲诈,实属侮辱太甚!

  冬与李某素未谋面,且与兰芳未结婚前,从未与任何人交际往来。凡走一地,先严亲自督率照料。冬秉承父训,重视人格,耿耿此怀惟天可鉴。今忽以李事涉及冬身,实堪痛恨!

  自声明后,如有故意毁坏本人名誉、妄造是非,淆惑视听者,冬惟有诉之法律之一途。勿谓冬为孤弱女子,遂自甘放弃人权也。特此声明。

  《梅兰芳全传》作者李伶伶对“戴孝风波”以及刺梅误击他人的凶犯是李志刚还是王惟琛(李传为“王惟琛”)以及发案地点、经过,皆有未知和错误处(请参看同济大学许锦文先生著《梨园冬皇孟小冬传》第一百四十二页之“李匪格毙枭首之告示”“事后军警联合办事处之布告”两照片资料和相关内容)。对孟小冬的声明也未知,得出的“孟小冬身边另有感情介入”,“梅兰芳对孟小冬并未明媒正娶,孟小冬对梅兰芳也就不负有婚姻意义上的责任,这段感情遂告终结”这样的结论,未免粗率。以梅兰芳和梅党势力,当时见孟小冬的声明,如果孟有把柄或严重不实之词,必发相应声明回应的,可他们无话。李传在谈及梅兰芳付给孟小冬四万元赡养费事上说是替孟小冬还债,由此得出“可见梅兰芳为人的厚道及情义”,未免勉强。孟延请郑毓秀律师和杜月笙参与调解是不争的事实(孟后嫁杜月笙,1947年杜月笙六十生日搞了个祝寿赈灾义演。梅兰芳唱了八天,孟小冬唱了两天大轴)。

  梅兰芳一生交游之广,时人罕可匹者。前面说了溥仪,抗战胜利后,梅兰芳重登台演出第三天,蒋介石、宋美龄、宋庆龄在上海看他的戏。蒋介石为梅题了“国族之华”四字。落款为“兰芳博士惠存,蒋中正”。

  1946年10月为庆祝蒋介石六十寿辰及筹募中正文化奖学金,举行了“全沪名伶盛大京剧会串”,梅以《龙凤呈祥》参加演出,并亲赴南京参加蒋的庆寿演出。傅作义部攻克解放区军政中心张家口,乃关闭和谈大门的标志,蒋介石安排了一场京剧晚会以示庆祝,梅演大轴,戏为《御碑亭》。

  至于海上闻人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虞洽卿、诸民谊等,自然很熟。梅在济南演出,韩复榘的手枪旅把门维持秩序。梅首次赴长沙演出,因开新闻发布会,梅迟到半小时,长沙《大公报》总编辑张平子愤然离席,引发长沙报刊的攻击,报纸还配发梅与“狗肉将军”张宗昌的合影。

  北洋政府时期,梅第二次访日归来,在北京无量大人胡同五号梅宅接待国外政界、文艺界、实业、教育界等各界人士多达六、七千人。上至瑞典王储夫妇、各国大使及夫人,下至日本歌舞伎伶,可见他不是一般的艺人,与政治、文化、外交也还是有一点关系的。司徒雷登作燕京大学校长时,为助梅访美,曾答应借款十万给他,后因故作罢。

  也有的事,梅兰芳并不很积极。1946年5月上海警察局下令实行“特别行业登记”(又称“艺员登记”)这一带侮辱性的行为引起以田汉、周信芳为首的戏剧界进步人士的强烈不满,上海剧艺界成立了拒绝“艺员登记委员会”,梅兰芳没有参加。对于当时的内战,剧艺界发起的《反内战自由宣言》的签名运动,梅也没有参加。

  抗战八年,梅留港四年,后又回到上海,为抗战除了“蓄须明志”未演出外,不去内地为危难的民族作点什么,不为流血的将士、受苦的百姓尽点力。1923年日本大地震向日捐款一万元,1924年10月20日至23日去日本,为帝国剧场老板大仓喜八郎八十八岁(一说八十岁)寿辰表演了四天堂会,接着开始参加为帝国剧场重新修复的一等票价十元的公开演出,却那么热心(跟1919年去一样,与歌舞伎同演,只是比上次更重视,安排在大轴)〔9〕。

  梅兰芳1959年入党时曾这样写道:“当国家危难的时候,中国人都像我那样隐居起来,中华民族能解放吗?……”〔10〕梅兰芳确实为赈灾等公益活动演过很多“义务戏”,如果对这些演出的操作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我们更不会过于激动。关于堂会戏,齐如山如是说:

  梅兰芳自始至终,赶上了一个全份,彼时他仍最红的一个,而且索价不高,又因老太太、太太、小姐们,大多数都不喜欢谭、杨,而无不欢迎梅者,故几乎是每一堂会必有他,所以他得钱也最多。我常同他说:“这帮官员都是一群贪官污吏,且有奸商,都不顾国家,只管胡搅”,兰芳加了一句说:“只管享乐。”我说:“他们这种举动,不但不够高,而且不够乐,而且他们自己也不见得是为得乐,只是盲目争强斗胜,出风头而已。你是唱戏的,他们找你唱戏,当然要他们的钱,他们也都不是好来的钱,挣他们几个,也问心无愧,不过有一层要知道,倘这种钱能够常挣,那国家也就要完了。”〔11〕

  关于1948年梅兰芳在上海中法大药房药剂师余贺的家中见了周恩来一次的详情,可参见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的《梅兰芳传》第三百四十页。这个时候齐如山从北京来到上海准备去台湾。齐与梅同银行界友人一次吃饭时,那帮人兴致很高地说一个可笑的图谋“听说大家要凑一千五百万美金,交与,请使上海独立”,“他们相信上海人有办法”。梅兰芳并未为然,且劝齐如山留下。齐如山对梅说了句有意思的话:“……但有一种情形,不可不注意,就是他们必要利用你。……”〔12〕然而解放之后的梅兰芳在这种“利用”下才真正得到了国家体制的尊重,真正成为一个人民艺术家,让普通的工人、农民、市民能看到他的表演艺术。在旧时代他们怎么买得起看梅兰芳演出的票呢?

  《南方周末》在电影《梅兰芳》热映期间刊载了《严歌苓:男旦有一种病态的美》一文。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

  严歌苓:你不觉得男旦体现一种没落、病态的美吗?它是一种很古老的艺术,只有像古代中国、古希腊和古罗马这种有古老文化的地方才能产生。我总觉得古代人在性方面是大胆,很有想象力的。男旦是一种无奈的产物——因为女人不能抛头露面上台演戏,但中国却让这门古老艺术登峰造极。懂得通过男人对女人的欣赏、对女人的表现来欣赏女人,恐怕得非常世故、非常老到的文化才会有。

  由这些表述可反映出严歌苓于男旦文化了解得不是很深入。我们知道徽班进京对京剧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790年清高宗弘历为举办八旬大寿,命浙江盐务大臣承办皇会。闽督伍拉纳命其子亲率安徽二庆徽戏班进京祝禧演出,便下榻八大胡同之韩家潭。此后四喜、春台、和春等戏班相继来京,分别下榻于八大胡同之百顺胡同、陕西巷和李铁拐斜街。四大徽班扎根在南城,扎根在戏园、戏楼集中的大栅栏和八大胡同。八大胡同及其周围至近代以来,其聚集的科班有:长春科班,国剧研究社(齐如山、梅兰芳、余叔岩组织),富连成科班(梅兰芳、周信芳、贾大元等数十人带艺入科学戏的名班),斌庆社、小荣椿班、正乐社、荣春社、鸣春社、承华社(梅兰芳组织)。京剧名伶大都在八大胡同之韩家潭、百顺胡同、石头胡同、王广福科街等胡同内居住,现在宣武区保存了一批尚好的故居。比如梅兰芳1894年生于李铁拐斜街,1900年其家迁至百顺胡同,后又迁至芦草园街。其母逝后又搬到鞭子巷头条……

  老北京伶界有句俗语:人不辞路,虎不辞山,唱戏的不离百顺、韩家潭。可见八大胡同与戏剧,特别是京剧的形成发展的历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清代戏剧家李渔康熙初年寓居韩家潭,其宅有一颇幽默对联,“老骥伏枥,流莺比邻”,这“流莺”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京剧艺术生长在相公业日渐发达的八大胡同区域,加之明代戏班的男旦体制的确立,优伶男旦与相公结下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操相公业的除歌童小唱、剃头仔、曲艺档子、顿子等,主要就是戏剧伶人。让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戏园内男旦相公与老斗之间的丑行恶态吧。《梦华琐簿》:“戏园分楼上、楼下。楼上最近临戏台者,左右各以屏风隔为三、四间,曰官座,豪客所聚集也。官座以下场门第二座为最贵,以其搴帘将入时便于掷心卖眼。”〔13〕另开戏之前,戏园有“站条子”(或称“站台”)的恶习。主要男旦扮好戏装站立台口让“老斗”们品头论足。一旦在台上看到相识的老斗,他们就会眉眼传情,作姿作态,并且还会直接下台前去侍候。当时在演出安排上,流行由主要男旦演“压轴儿”,之后的“大轴儿”(送客的大武戏)将散之际,男旦就好换装完毕与老斗登车,去附近酒楼或下处“销魂”去了。对同性恋现象描述很多的小说《品花宝鉴》第三回对这些戏楼现象有入微的展示:

  不多一回开了戏,重场戏是没有什么好看的。望着那楼上,有一班像些京官模样,背后站着许多跟班。又见戏房门口帘子里,有几个小旦,露着雪白的半个脸儿,望着那一些起人笑,不一会就攒三聚五的上去请安。远看那些小旦时,也有斯文的,也有伶俐的,也有淘气的,身上的衣裳,却极华美:有海龙,有狐腿,有水獭,有紫貂,都是玉琢粉妆的脑袋,花嫣柳媚的神情,一会儿靠在人身边,一会儿坐在人身旁,一会儿扶在人肩上,这些人说说笑笑,像是应接不暇光景,聘才已经看出了神。又见一个闲空雅座内,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好个高大身材,一个青黑的脸,穿着银针海龙裘,气概轩昂,威风凛冽,年纪也不过三十来岁,跟着三四个家人,却也穿得体面,自备了大锡茶壶、盖碗、水烟袋等物,摆了一桌子,那人方才坐下。只见一群小旦,蜂拥而至,把这一个大官座也挤得满满的了……

  正在看他们时,觉得自己身旁又来了两个人。回头一看,一个是胖子,一个生得黑瘦,有了微须,身上也穿得华丽,都是三十来岁年纪,也有两个小旦在跟着说闲话,小厮铺上坐褥,一齐挤着坐下。……忽见那胖子扭转的手来,在那相公膀子上一把抓住。那相公道:“你做什么,使这样劲儿?”便侧转身向胖子坐了,一双手搭在胖子肩上。那先坐的两个相公,便跳将下去,摔着袖子走了。又听得那胖子说道:“蓉官,怎么两三月不见你的影儿?你也总不进城来瞧我,好个红相公,我前日在四香堂等你半天,你竟不来,是什么缘故呢?”那蓉官脸上一红,即一手拉着那胖子的手道:“三老爷今日有气。前日四香堂叫我,我本要来的,实在腾不出这个空儿,天也迟了,一进城就出不得城,在你书房里住原很好,三奶奶也很疼我,就听不得青姨奶奶,骂小子,打丫头,摔这样,砸那样,再和白姨奶奶打起架来,教你两边张罗不开。明儿早上,好晒我在书房里,你躲着不出来。”蓉官没有说完,把那胖子笑得眼皮裹着眼睛,没了缝,把蓉官嘴上一拧骂道:“好个贫嘴的小么儿,这是偶然的事情,哪里是常打架吗?”聘才听得这话,说得尖酸有趣,一面细看他的相貌,也十分可爱,年纪不过十五六岁。一个瓜子脸儿,秀眉横黛,美目流波,两腮露着酒凹,耳上穿着一双小金环,衣裳华美,香气袭人……

  八大胡同区域戏楼茶园、酒楼饭庄、堂寓下处这种斗相麇至、打情骂俏、不堪入耳的场景当年是处处可见。时人蒋芷侪曾记:“八大胡同名称最久,当时皆相公下处,豪客辄于此取乐。庚子拳乱后,南妓麇集,相公失权,于是八大胡同又为妓女所享有。”光、宣之际,北京妓业的兴盛程度已经超过相公业,清亡,民国肇造,娼妓彻底胜过相公。这里必须提到一位著名的戏剧艺术家田际云,他于民国元年四月十五日递呈于北京外城巡警总厅,请禁韩家潭一带相公寓,以重人道。而他宣统三年就拟上批呈,却反被相公中有背景有财力的买通官府,反告他而使他被捕,关了百多天才放出。这也是中国相公业最后的挣扎了。这次田际云胜利了,总厅准呈,并于同月二十日发布告示,文曰:

  外城巡警总厅为出示严禁事:照得韩家潭、外廊营等处诸堂寓,往往有以戏为名,引诱良家幼子,饰其色相,授以声歌。其初由墨客骚人偶作文会宴游之地,沿流既久,遂为纳污藏垢之场。积习相仍,酿成一京师特别之风俗,玷污全国,贻笑外邦。名曰“像姑”,实乖人道。须知改良社会,戏曲之鼓吹有功;操业优伶,于国民之资格无损。若必以媚人为生活,效私倡之行为,则人格之卑,乃达极点。现当共和民国初立之际,旧染污俗,允宜咸与维新。本厅有整齐风俗、保障人权之责,不断容此种颓风尚现于首善国都之地。为此出示严禁,仰即痛改前非,各谋正业,尊重完全之人格,同为高尚之国民。自示之后,如再阳奉阴违,典买幼龄子弟,私开堂寓者,国律具在,本厅不能为尔等宽也。切切特示,右谕通知。〔14〕

  由这些看来,我们应该可以想见,梅兰芳这些京剧“男旦”艺术家曾经背负的何止只是什么“纸枷锁”。不无知、不避讳、不虚夸,知道来路,实事求是地去面对历史、正视历史,我们不是要去玷污民族伟大的艺术家,而是我们知道,正视历史的民族是高贵的。

  〔1〕〔7〕〔8〕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京剧谈往录三编》,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102、95、94页。

  〔2〕〔3〕〔5〕〔6〕〔11〕〔12〕《齐如山回忆录》,中国戏剧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129、129、231、234、302页。

  〔4〕徐城北:《梅兰芳与中国文化》,台北市商鼎文化出版社千华图书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1年版。3d和值0到27点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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